一张“严肃”的结婚证

  “订婚后,她因无文化,就到大东区某兵工厂子弟小学上三年级。她住在市劳动局女宿舍,我住在男宿舍。我们打算等她小学毕业再结婚。1950年10月,单位动员参加抗美援朝时,我积极报名。我将报名抗美援朝情况告诉爱人时,她打算先回辽中县农村家住,因为当时沈阳居民都担心美国空军轰炸沈阳市,在农村有亲属的居民大都下乡去了。后经与爱人商量,如果我被批准参加抗美援朝战争,不知情况如何,何时才能回国,还是现在结婚为好。她同意了,她兄嫂也同意我俩结婚。我俩才请示市劳动局,经同意,到市民政局办理了结婚证

  新中国成立后,结婚证书以政府批准的形式,盖上政府印章,强调婚姻法定的严肃性。沈阳人高洪涛和王桂芬1950年的结婚证明书,印上了沈阳市人民政府大印,登记机关是“沈阳市人民政府民政局”,写有“结婚证”字样,纸张的底纹是数不清的小双“喜”字。

  高洪涛在2009年曾为他的婚姻做过这样的自述:

  “婚礼也非常简朴,我只花十万元人民币(旧人民币,相当于现在10元)买些水果、糖果和几盒香烟,也未介绍恋爱经过。”

  结婚证明不但证明婚姻,也折射历史、注解社会、透露民情,有丰富的文化内涵。这张纸不简单。3月7日,记者见到了一张沈阳人高洪涛保留的双“喜”字衬底的1950年的结婚证明书。

  结婚证明书上的内容包括:男方高洪涛,26岁,工作单位市府劳动局审查科;女方王桂芬,19岁等内容,婚姻登记时间为1950年10月22日。同时,结婚证书较以前比,还增加了“曾否结婚、何时离婚、有无子女、如何处理”等项目,凸显了结婚证书的严肃性。

  “结婚后,我的工作非常忙,1960年至1964年我一直在外地工作,她一人在家既要照看五个孩子又要做家务,我在工作方面的进步、职务上的提拔等所有成绩,都与她的大力支持分不开。

  “我俩是经人介绍认识的,1950年6月25日照了结婚照。这天正是朝鲜战争爆发的日子。

  这张结婚证书很有时代的烙印。

  “1969年12月,我们全家下乡到昭盟宁成县偏僻农村。当时我可以不带家属一个人下乡,但我爱人担心我的身体健康,坚持同我一起到偏僻农村生活。我当时在煤矿宣传队工作,每周只能回家一次,家中的大事小情都得由她承担,尽管当时真的是非常辛苦,但她也从无怨言。1978年,我们回到了沈阳,我回原单位工作。1982年,她退休了。

  赶办婚礼

  它,是新中国早期结婚证的见证,也是一个家庭的“新生印记”。

  “她虽糊涂,不记事,但对我的关心还记在心上。当我俩在大街上走路时,她看到水坑、下水道无盖以及有狗粪时,还提醒我别踩上。

  高洪涛老人的婚后自述,重点是赞扬老伴王桂芬,所举事例平凡,语言平实,但字字句句感人肺腑:

  “偶尔,她也埋怨我结婚时给她穿借的大布衫,又从未给她买金戒指、耳环等。想到她辛苦的一生,我深深地感到对不起她。1997年,她又患了脑梗塞和老年痴呆症,自己出门后已经不能找到家,不能再做家务了。我每天领她出外锻炼身体走步30分钟,晚上还给她按摩腹部,以增加她的食欲和通便,也算是对她的回报。

  “结婚仪式在沈阳市劳动局独身宿舍举行,未请双方家长及亲属参加,是一个革命化的婚礼。主持人是市劳动局办公室主任鲍贯洛。市劳动局住独身宿舍的同志都参加了。虽然结婚是大事,但是我俩都未买新衣服。我爱人穿的一件大布衫是从我婶母家借来的,实在是太简单了。单位供给我俩一间独身宿舍,两人行李搬到一起就算结婚了。

  “在丈夫面前她是好妻子,在孩子们面前她是个好妈妈。我们的五个孩子都是在她的精心看护下长大成人。1958年,她还上了一年班,但由于孩子上学和上托儿所费用太高,她就辞去了工作,做了一名家庭主妇。1967年,孩子稍大一点的时候她又上班了。那时她又上班又做家务,实在是太劳累、太辛苦了,但她也从未有过怨言。

  看完这段口述,两位老人在大街上搀扶行走的画面,已经深深定格在记者的脑中。再看两位老人1950年的结婚证书以及证书上的斑斑水渍,这是岁月留下的痕迹,令人肃然起敬。

  沈阳日报、沈报融媒记者周贤忠

  “家国”记忆

  “每当晚上回家晚时,她在阳台窗户望我回来没有。家里有子女时,她总是在问你爸怎么还未回来?”

  “婚后我俩互敬互爱,从未吵嘴打架。我爱人是婆婆的好儿媳,从未与我母亲吵过嘴。我母亲在逝世前半年(母亲是1984年逝世)瘫痪在床,大小便失禁,都是我爱人给她换尿布,洗尿布,洗身体,她不嫌脏、不怕累,没有一句怨言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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